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正式走到历史前台，由经济思潮逐步转化为一整套政策主张和一系列改革实践，进而被西方作为主导性的治理范式推向全球。如今30多年过去了，新自由主义付诸实践的效果究竟如何，它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经济“成绩单”？弄清这个问题，对我们进一步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和危害，具有重要的警醒意义。
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基本政策主张
作为一种经济学说，新自由主义起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由于其保守的立场及不切实际的政策主张，长期被西方学界边缘化，也无法获得当局的青睐。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出现经济增长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且日趋严重，战后一直处于主流地位的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失效。于是，国际垄断资本选择了符合它们最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作为新的官方经济学。
撒切尔夫人和里根先后于1979年和1981年在英美两国上台执政后，实施私有化、放松市场管制、“金融去监管化”等自由化改革，进而在西欧掀起了80年代的私有化浪潮。进入90年代后，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出笼，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体系趋于完备成型，具体转化为以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核心和标志的政策纲领。此后，在一些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迅速向拉美、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发展中国家蔓延开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拉美一些国家爆发债务危机之际，美国迫使阿根廷等国接受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贝克计划”；此后，美国政府及其主导下的国际金融机构还更多地利用贷款的附加条件，强制拉美国家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剧变后，原苏东地区一些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纷纷重用以盖达尔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全面执行“休克疗法”等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亚洲，受美国影响并在美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的游说下，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从90年代初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在非洲，80年代中后期，埃及等国家为了获得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被迫接受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方案。
就其核心而言，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可以概括为“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自由化，就是主张推行自由贸易，放松甚至取消金融管制，全面开放金融领域。私有化，就是主张一切财产应属于私人，对国有企业及公共服务实行普遍私有化。市场化，就是反对政府干预，主张让市场机制自发调节包括生产要素、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
二、新自由主义泛滥的经济后果
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前期，西方发达国家的“滞胀”困境有所缓解，一些拉美国家也一度恢复了短暂的经济增长。然而，与有限的成绩相比，它带来的问题更多、矛盾更严重，并很快以不同形式先后在各国爆发。
1．经济增长减速甚至陷入衰退
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恢复经济增长，结果却令人失望。20世纪90年代后，拉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前高后低、逐步衰退的态势：1991—1994年，经济增长率不足4%；1998年后由于接连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动荡，1999年和2001年的经济增长率仅为0.5%和0.3%。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公布的数字，拉美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在1960年为8%，到21世纪初仅为4%。
在原苏东地区，俄罗斯实行转型的10年里经济大幅下滑：1989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中国的两倍多，而10年后仅为中国的1/3。到2003年，在26个原苏东地区国家中，只有7个国家的gdp超过了1990年的水平，其中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2003年的gdp只有1990年的40%左右。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也不得不承认，这次“转型萧条”要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相当于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战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印尼曾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干预，可在这一年却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负增长达到12.8%。泰国、韩国、菲律宾等国家也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重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倒退了十多年。
作为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实践的始作俑者，英美两国的经济也在世纪之交走向衰退。互联网虚拟经济泡沫破裂不久，美国似乎走出了经济低谷，一度被视为新自由主义的最佳范例。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美国新自由主义模式再次遭到致命性重创。
2．私有化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主权削弱
大规模的私有化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1993—1996年为俄罗斯私有化的高潮时期，而这一期间私有化的收入只占其gdp的0.02%—0.04%、政府预算收入的0.13%—0.16%。据统计，俄罗斯在私有化期间的损失总计约合1.7万亿美元，相当于其1996年gdp的4.2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损失的2.5倍。
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迅速的自由化、市场化，使那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国家的产业很快向私人资本特别是外国资本集中。1992年，阿根廷由外资控制的银行资产仅占12%，到1997年就上升到52%。伴随着金融自由化，阿根廷的外债迅速增长，金融主权受到削弱，最终导致2001年爆发金融危机，进而发生波及全国的社会动乱。在外资的控制以及进口商品的冲击下，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遭到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大为削弱，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大大降低。曾被标榜为推行新自由主义典范的埃及，随着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集中出售，以及对国际资本流动监管的放松，民族工业日益衰退，成为名副其实的“依附经济”，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现象日趋严重。这些经济问题成为埃及动荡、穆巴拉克倒台一个重要的深层次原因。
东欧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尤其是工业和银行业也为外国资本所控制，丧失了主导权。在匈牙利、波兰、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这7个国家中，有4个国家外国资本占银行业资本的65%以上；外资对这些国家工业的控制程度也很高，有3个国家超过了50%。外资的涌入并没有为东欧带来经济繁荣，以匈牙利为例，在私有化运动期间，经济增长不进反退，尤其是在1990—1993年间，gdp下降了近20%。
3．失业问题凸显
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后，许多国家以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经济和市场化为由，限制工会权利，解除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结果出现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比如，英国的失业率在1979年撒切尔夫人上台时为4.5%，到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更高达13%。美国失业率在1948—1973年间平均不足4.8%，而1974—1999年间则为6.6%。在拉美，高失业率与经济萧条相伴：20世纪90年代后期，巴西、阿根廷、智利、玻利维亚等国失业率平均都在7%以上，到本世纪初，拉美平均失业率达到9%以上，其中阿根廷2002年失业率高达23%。
4．全球范围结构失衡和金融泡沫膨胀
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世界范围有效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减少，进而出现严重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现象。美国制造业的产能利用率在1948—1980年间平均为82.9%，而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平均只有78.1%，到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更是下降到66.2%。欧洲的情况和美国类似。拉美的产能利用率在20世纪最后20年也在低位徘徊。过剩的生产资本为获利而转入非实体经济领域，催生了大量资产泡沫。
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经济全球化和美元霸权使世界经济积累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从国外大量进口，产生了愈演愈烈的贸易逆差。从2003年开始，其经常账户赤字超过5000亿美元，2006年甚至高达8000亿美元。而顺差国家则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为保值增值又回投到美国金融市场，推动美国资产价格上涨。
随着全球资本过剩和经济失衡不断加剧，金融泡沫加速膨胀。金融自由化解除了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更为各种金融欺诈、投机铺平了道路。在新自由主义泛滥时期，几乎所有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国家都出现了经济金融化的现象。比如，美国金融业在国内总利润当中所分割的比重越来越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20%上升到30%左右，并在本世纪初一度达到45%，而同期制造业利润的比重则大幅下降。
5．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发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发生了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以拉美为例，1994年，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1998—1999年，巴西在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严重货币危机；2001年，阿根廷因经济衰退和债务问题引发了金融危机；2002年，巴西和乌拉圭又陷入金融动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近30年时间里，美国等西方国家没有出现过一次严重的金融危机，没有一个重要的金融机构破产。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每隔10年左右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危机，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也不时发生。此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甚至使欧洲国家也普遍深陷主权债务危机。危机爆发后，全球gdp在2009年下降了2.2%，失业率为6.6%，失业人口总数近2.12亿人，比2007年增加了3400万人。
在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总量跌幅达到了4.2%，失业率从4.4%上升到10%，失业人口从673万上升到1535万。危机中，大量家庭失去住房。据估计，从危机爆发到2014年3月，已经有500万套住房被银行收回。按照美国官方统计，美国贫困人口在2010年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618万，大约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处于贫困之中。
很多推行金融自由化和利用金融业的发展推动经济繁荣的国家受到沉重打击。冰岛人均收入一度排世界首位，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其金融体系遭受沉重打击，货币大幅贬值，外债高筑，国家濒临破产。危机还广泛波及亚洲、东欧、拉美、非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原苏东地区，2009年整个地区产出下降近6%，拉脱维亚、乌克兰、立陶宛、亚美尼亚甚至出现了超过14%的经济大倒退。
三、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纠正
新自由主义交出的这份经济“成绩单”，深刻地揭示出它内在的重大缺陷。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后果的逐渐显现，对它的批评和反思越来越多，一些曾经将其奉为救世良方的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改变和纠正了原有的一些政策做法。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撰文指出：新自由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信条，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撑。曾长期担任政府智囊的日本经济学家中谷岩，由新自由主义的急先锋转变为忏悔者，批评新自由主义让世界蒙受了巨大灾难。巴西理论家多斯桑托斯将里根经济学称为“灾难政治经济学”，认为拉美国家“落入了新自由主义陷阱”。即使是致力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政要，也开始反思新自由主义的错误和危害。在2009年二十国集团峰会闭幕新闻发布会上，英国首相戈登·布朗公开宣布了“华盛顿共识”的终结。2009年2月，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专门撰文批判新自由主义，指出“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
广大民众也在亲身经历中逐步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的危害。2011年秋季，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的抗议者们高举“我们是99%”标语，抗议华尔街贪婪无止境、指责政府救助少数金融机构而使多数人陷入经济困境。这一行动不断升级，并迅速蔓延至英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等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2年，分布在世界四大洲19个国家的大学生联合签名，呼吁取消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主流的标准课程设置。
从实践来看，在率先启动新自由主义变革的英国，撒切尔主义早已衰落。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在陷入经济衰退后即疏远了新自由主义模式，西欧诸国也藉由“第三条道路”与之拉开距离。进入21世纪后，英国的保守党、工党更是公开表示与新自由主义划清界限。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效果不佳，1998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了强调国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减少经济改革的“社会成本”等为核心内容的“圣地亚哥共识”，以替代“华盛顿共识”。经过对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抵制和纠正，拉美正在逐步走向经济自主和复苏。在俄罗斯，随着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休克疗法”陷于破产。甚至连当年参与主持“休克疗法”改革的盖达尔，后来也不得不承认“改革是失败的”。普京任总统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击寡头对经济的控制，实际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俄罗斯的终结。
（本文章摘自《求是》第16期）